被称为抒情史诗的拜伦的诗作是(史诗的还是抒情的?)
作为近代以来的一种新传统,写作走向人民,文学大众化,文化民主化,这在中国已经坚持了一百年,并且仍然是值得坚持的大方向。对于红尘中的文人和对的历史潮流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的各种问题,如观念的创造性破坏、国族文化的制度重建、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和巩固等。因为这种犹豫和歌唱可能意味着某种自我坚持,这意味着获得坚实的基础和进步的条件。
生活往往无法克服自己的身体和痛苦经历。即使对对本人和他自己的人民来说,上述理解也并不容易。相反,其他人的眼睛和眼神交流往往更有可能产生蜡烛效应。正是在这种观念下,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普实克对中国对现代文学的整体把握和诗学观察才有了自己的学术个性和独创性。他的史诗性与抒情性辩证地齐头并进的观点在历史意识日益丧失的当代中国,仍有突出的启示。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普实克采用了“史诗”的概念和形容词,即“史诗”或“史诗”。什么是史诗?这个问题实际上与普氏的一般逻辑有关,或者基于问题意识,普氏试图突出对对和中国现代文学总体性的把握。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映,也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中国现代文学不仅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且基于整个世界和历史意识的变化,具有完整的内涵。
“史诗”一词的内涵和用法也非常复杂。在现代西方,它一般用来指经典叙事及其文化内涵的回溯,如卢卡奇在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卢卡奇在《小说理论》(1916)中这样描述它:“史诗是由自身塑造的封闭的生命总体性,而小说则通过塑造来揭示和建构隐藏的生命总体性。”(《卢卡奇早期文选》,第36页)也就是说,回顾史诗,壮丽的古典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社会,史诗反映了这个“同质的世界”,一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充满冒险、绝对安全的世界。在对,无论是头顶的星空还是下面的道路,都给人一种家的温暖感觉。“小说”呢?这是“罪恶时代的史诗”。作为近代以来人类灵魂的一种文学形式,小说是散文文化时代的一种“人造结构”,是人类自己建构的一种“第二性”。在这个世界和第二天性中,英雄不再是代表整体的英雄,而只是一个探险家。他“源于对世界的疏离”,他的灵魂无法回归自然的怀抱,只能处于流浪状态,成为孤独的过客,只能通过个人的体验寻求生存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这部小说直接与本体论和存在主义相关。小说形式包含了对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探索和追问,这是对对世界意义和时代精神的探索和表征。其中,对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非常强烈。
普实克使用“史诗”的概念并不指向西方古典主义的范畴,但显然更与卢卡奇的“小说”理论相联系,指向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以来的市民史诗内涵。中国现代文学是资本主义席卷世界、统治世界以来文化和文学全球化的一部分。从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来看,“小说”的泛化是不可避免的。在晚清文学(乃至整个清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中,小说打破传统观念和固有观念,迅速崛起并从背后崛起,不仅在文体意义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以其现代主观主义、内向型风格、个人主义、悲剧人生意识和叛逆心理等多种特征、观念和思想内容,凝结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精神和生命骨血。为什么普实克使用史诗的概念而不是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导言》 (1961)中,他强调对对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需要一个整体的高度和历史的逻辑:“一种与欧洲文学体系相一致的新的文学模式取代了旧的封建文学等级制度.就其内在品质及其与现实的关系而言,这一文学变革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抒情性,在旧文学中占主导地位;——小说是出于审美目的而创作的(中文翻译被误认为是“散文”,下同);戏剧都有一种特殊的抒情性,——现在被史诗所取代,因为现代戏剧甚至更接近叙事而不是抒情。这本身就意味着对现实态度的改变。在过去,对的现实观察、经验和沉思都具有典型的抒情性。现在,对对现实的忠实反映、描述和分析已经成为现代小说的主要目的.文学的目的不再是沉思对的现实,享受对对现实的沉思和品味,而是要熟悉现实,理解现实,认识现实的规律。这是新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中国文学中的革命过程称为现实主义文学和封建主义文学在对,的胜利,这种胜利只有审美、娱乐和最终的道德目的。这实际上表达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纲领。”(第39-40页)普实克多次引用茅盾和其他作家的例子,赞扬他们宏伟和客观的全景式再现了对,的社会生活,还强调,晚期传统文学显示了史诗般的气魄,“下层社会,民间文学趋势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显然,这不是卢卡奇《小说理论》的史诗世界,因为没有历史的变化,没有开始或结束,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没有区别。在这里,所谓的“史诗”实际上强调文学(即“人民文学”)的大众化和民主化及其在再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的成就。普实克视角是一种总体视角。他反复强调:“从理论上看,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我们可以具体而细微地考察文学变革的伟大实验。它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推翻封建文学,创造现代文学,建立民主,然后是社会主义文学.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千年难逢的机会。我们可以了解封建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尖锐的对,并洞察它们之间的明显差异和各自的特点。这一时期的文献也为我们研究以下问题提供了材料:真正需要回答的是所谓先锋派文学的真正含义,以及它在这一时期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第31-32页)回顾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普氏的研究要求:只有研究20世纪世界文学中更为复杂和具有革命性内涵的中国现代文学,并以中国,为例探索普遍的诗学和原则,我们才能进一步把握世界文学的“现代性”,厘清其基本问题,包括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先锋性。(节选)